一、本《实施意见》是对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有关精神的深化和展开

市委市政府在对我市企业家群体社会价值深度挖掘和充分肯定的基础上，以强烈的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在《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以下简称自主创新1号文件）中提出了培养创新型企业家人才队伍，创新服务方式，发挥企业家在企业自主创新中核心作用的新人才观。

《关于建立企业家服务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正确领会和全面体现自主创新1号文件有关精神，紧紧围绕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和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这个核心，精心设计了包括五个方面配套政策的企业家服务工作机制，试图解决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和核心问题。第一，初步明确了现代企业家的基本概念，在企业家“创新意识、经营业绩、社会贡献和决策权”等四大要素中，创新意识居于首位。第二，进一步深化了对自主创新主体的认识。深圳的经验证明，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中，推进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它涉及到企业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需要企业家从企业长远利益和社会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并担负起发起者和组织者的核心和灵魂作用，才能在企业层面得以推行。特别是在我国企业管理尚未体制化的现阶段，企业家的个人意识对企业的影响尤其重大，如果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强，企业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就多。进一步增强其创新意识，大力推动企业家主动承担对科技发展的责任和义务，是我市把自主创新落到实处的有效途径。第三，对创新型企业家服务范围的认识更加全面。高新技术产业一直位居深圳支柱产业之首，自主创新自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在制定我市自主创新战略特别是在创新型企业认定上，市委市政府把支持自主创新的视角扩展到优势传统产业，表明我市各类企业都有自主创新的问题，创新型企业家并不局限于高新技术产业，各行各业的创新型企业家均可享受到政府的企业家服务政策。第四，以政府职能创新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市委市政府从为企业自主创新营造优良环境出发，专门设立本身即具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创新意义的企业家服务机构。第一次把创新型企业家队伍作为服务对象和重点，实现了公共服务从企业法人到社会人（企业家）的延伸和深化。

二、本《实施意见》鲜明体现了政府资源配置与公共服务向自主创新型企业倾斜

起草本《实施意见》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企业家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市场经济中一将难求的稀缺资源，善于创造财富的最宝贵财富。而在我市的企业家队伍中，创新型企业家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中之重。因此，我们认为，服务好创新型企业家是服务自主创新型企业的最有效方式。我们经认真研究论证，在《实施意见》中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推出了以个性化服务为特征的企业家紧急事态应对、企业家约见、市级企业家服务联席会议制度、企业家服务对外联系机制等系列创新型服务。

在《实施意见》的第一部分“营造适宜企业家创业的宽松环境和崇尚企业家的社会氛围，激励企业家作出更大的社会贡献”中，重点强调了如何强化企业家在企业自主创新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问题。从建立企业家服务长效机制、营造创新型企业家成长的良好环境、建设国内外企业家交流中心，特别是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推动创新型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激励其担负更多社会责任做出更大社会贡献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力图保证自主创新战略与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顺利实施。精心设计并拟适时推出深圳企业家信心及满意度指数、知名企业家礼宾待遇、企业家论坛基地集聚服务、政府经济发展政策企业家咨询制度、企业家创业发展服务网络等政府公共服务新产品。此外与中介服务、“民非”与社团组织等各类企业家服务合作平台的搭建体现了政府借助并整合社会力量的公共服务新理念。

在《实施意见》第二部分“建立企业家紧急事态应对机制，解除企业家后顾之忧，维护我市经济安全”中，首先我们将紧急事态应对机制作为企业家服务工作机制的重心与纽带，与约见规定、联席会议制度、对外联系机制有机结合、相互配套，各有侧重。比如在约见规定中纳入紧急事态个案事项，在联席会议内容中涉及全局与政策问题的求助事项，在对外联系机制中纳入深圳企业家在外地遭遇的紧急事态应对工作等。其次，充分考虑并反映创新型企业家（高新区为主）在目前发展阶段对企业经营风险与自身安全的担忧，以及对政府更具个性化的服务需求。在企业家紧急事态的定义上，还特别将企业家呼声最高的“自主创新型企业家遭遇的重大知识产权被侵权的危机”明文列入，力求解除创新型企业家的后顾之忧，防止企业家个人危机处置不当引发严重的企业危机乃至社会危机。需要说明的是，企业家紧急事态不等于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等社会危机，目前这仍是政府应急救助工作的一项空白。首先，应急主体不同。企业家紧急事态处置主体是企业家自身及企业，政府在企业家无力控制并亲自求助的特殊情况下才适度介入；公共突发事件的处置主体则是政府，不管是否有人请求都要承担应急处置责任；其次，应急和处置切入点不同。对企业家紧急事态政府是从自然人和个性化服务的角度切入，公共突发事件则是从法人和社会管理的角度切入。如果政府提前介入控制好企业家的个人危机，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连带引发舆论危机、企业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即使一旦企业家个人危机引发了社会危机，市企业家服务机构也可与市应急指挥系统紧密配合、各司其职、各有侧重、合力应对，逐步形成更加完备有效的应急与救助体系。

在《实施意见》第三部分“建立企业家约见市和相关机构领导的制度，切实解决企业家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中，设计的约见事项有三个要点：第一，企业家约见规定的缘起。我市以前海内外企业家约见市领导和有关机构领导是随机分散机会不均的，尚没有一个统一归口、制度化的约见机制，海内外企业家对此既有意见又有迫切需求。因此约见制度的建立，是以创新型企业家为重点对政府资源的一种定向整合和倾斜。第二，原来服务工作中一直沿用的“国内外企业家”的提法最后改为“海内外企业家”。主要是为更准确地概括国外、台湾地区、港澳特别行政区与中国大陆等四部分企业家。第三，市领导约见批示或议定事项确保得到落实。市企业家服务处作为政府服务企业家的专门机构和牵头机构，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是建立健全督办制度。跟踪督办的方法除了直接与承办部门联系沟通外，还拟利用《企业家服务》这一内部简报对具体服务工作的落实进展情况向市领导和有关部门进行通报。考虑到督办事项的复杂性，《实施意见》专门规定，市企业家服务处督办解决不了的事，市政府办公厅要切实负起督办责任。这就意味着对市领导就约见事项所作的批示和企业家服务工作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市政府办公厅要依照我市“1+6”文件的有关规定进行督办落实。对已议定的事项久拖不办、执行不力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要按有关规定由监察部门进行问责。

在《实施意见》第四部分“建立企业家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企业家服务的保障机制”中，从实际出发设计了市一级联席会议制度。主要考虑到以下三个重要因素：一是企业家服务几乎包罗万象，仅征求意见就涉及39个政府、部门（包括区政府、公检法和中省直部门），由主管部门召集和协调缺少操作性；二是企业家服务特别是紧急事态应对工作涉及较多的难点和敏感问题，平级单位之间难以妥善把握和处理；三是从市企业家服务处的特殊职能定位考虑，企业家服务和救助工作均为需市领导出面协调以及常规途径无法解决的重要事项。

在《实施意见》第五部分“建立企业家对外联系机制，逐步健全海内外企业家服务工作网络”中，对联系工作机制的设计主要体现为两大亮点：一是集中体现了政府对自身及社会资源的定向整合理念。除了我市政府直接控制的驻外商务机构等资源外，服务网络还纳入了在深中央省直机构、中央省直对口机构、海内外驻深办事机构等社会资源及相关方面的网络资源。二是“海内外企业家来深参观考察洽谈的接待服务”这一重要创新职能成为对外联系机制的重要内容，在政府的传统政务接待之外，开辟了“企业家接待”的公共服务新领域。该项新职能将有利于进一步改善我市的创业成长与投资发展环境，营造崇尚企业家的社会氛围，推动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促进城市无形资源的集聚与软实力的提升。

三、本《实施意见》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有效性

我们制订本《实施意见》的指导思想是，以超前思维设想，以务实精神操作。市企业家服务处于2005年10月设立，据了解，其服务职能在国内政府和已知的国家和地区政府机构中尚无先例，既难以找到学习交流的对象，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因而带有比较突出的创新与先行色彩的《实施意见》能否从设想变为现实，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确实给政府部门工作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该处在起步阶段及服务政策尚未研究出台前，就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贸工局的直接指挥下，以强烈的改革创新意识和执着踏实的工作精神，大胆超前试行海内外企业家约见服务、知名企业家个性化接待服务、企业家紧急事态应对、合作平台搭建与集聚性服务等服务职能，初步摸索出一条“受理个性化（按需求量身订做），上传扁平化（体现特事特办），下达程序化（保障服务目标）”的企业家服务新路子。通过边实践探索，边研究设计，2005年12月中旬就草拟出以企业家服务工作机制为框架，以企业家紧急事态应对工作为核心的四个相互联系、操作性较强的企业家服务配套政策。在服务政策正式出台前的四个月中，有关市领导亲自主持，几经研究，反复推敲，数易其稿，为保持自主创新1号文件配套政策体例的一致性，最后将四个相对独立的服务政策整合为一个篇幅仅为原来三分之一的《关于建立企业家服务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虽然该《实施意见》较原来文本要原则一些，但29条意见均是可以操作的。有的按照《实施意见》可以直接操作，有的服务政策和措施单独报批或配以内部操作规程后即可实施。

此外，本《实施意见》还具有一定的应变性与差异性。应变性主要体现在企业家服务政策设计上长远性考虑与阶段性重点的兼顾，内容上原则性规定与操作性细节的结合；提法上超前性理念与现实性作为的并重等。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企业家服务政策设计上的错位思考与独特定位，表现出与其他政府职能及配套政策只互补不交叉，只合作不竞争，以及运作上只服务不管理的特征。